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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赵城金藏》四年时间藏在沁源一煤窑
发布日期:2019-07-20 08:07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佛教发轫于古天竺,但在全世界的佛教典籍中,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。这些汉文佛教典籍,既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,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。

  大藏经,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的丛书的总名,也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,它收集广博,既是佛书,也涉及哲学、历史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天文、历算、医药、建筑等领域,包罗宏富,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

  佛教的传播,是伴随着佛教典籍的译介展开的,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。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增加,约在公元二世纪,学者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和目录整理,也刺激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完善。北宋开宝年间,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《开宝藏》在成都雕刻完毕。它以《开元释教录》入藏经目为底本,第一次采用千字文的编次顺序,共480帙5048卷,卷轴式装帧。这部佛教大藏经,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庞大的一部丛书。

  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以来,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。计官刻本七藏,私刻本十藏,国外汉文刻本还有高丽一藏,日本的七藏。我国现存各版大藏经中,属于未经传世的孤本,有石刻本的《房山云居寺石经》,木刻本的《契丹藏》《赵城金藏》《元官藏》《洪武南藏》,以及《武林藏》和《万历藏》等七种版本,其中有三个版本残存印本未超过40卷。

  《赵城金藏》,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帧最多,也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。它基本上是《开宝藏》的复刻本,并有部分辽藏复刻本和辽藏坊刻本,装帧也同是卷轴式,每版23行,每行14字,保留了开宝蜀刻本的许多特点。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以稀世孤本《赵城金藏》为底本,按《赵城金藏》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,重编《中华大藏经》,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  《赵城金藏》印刷清晰,字体劲拔,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,作为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,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,是印刷发展史上的一座了不起的宝库,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和雕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  1931年,朱庆谰等人在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发现世所罕见的南宋《碛砂藏》,便把它运到上海影印流通。由朱庆谰、叶恭绰、蒋维乔、范成和尚发起组织了“影印碛砂藏委员会”。其间,“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”常务理事范成和尚,为寻《碛砂藏》的缺本曾到各地去访求古经。

  1933年春,在西安,范成和尚偶遇从山西五台山朝拜而来的一位老头陀。老头陀说:“晋省赵城县太行山广胜寺,有四大橱古版藏经,卷轴式装订。”闻此消息,欣喜若狂的范成和尚立时登程前往,在山西广胜寺意外地发现了《赵城金藏》,成为一时甚为轰动的事件。

  此间,范成和尚还走村串户,从附近农村寻访收回已散失在民间的300余轴散卷。

  1934年10月,南京某学院的学者的蒋唯心,前往广胜寺校验。蒋氏抵潼关黄河渡口时,正遇大风,他冒险登舟舍命强渡,不幸失足落水,耳目皆着泥沙,从此落得眼疾。在广胜寺,他忍着眼疾披阅经文,连续工作40天,写成《金藏雕印始末考》,1934年12月发表于南京《国风杂志》第5卷12号上。1935年1月,又有南京某学院印了单行本。蒋文考证“严谨详审”,“思想入微,搜剔得间”,对《赵城金藏》的历史价值做了正确评估,至今仍是这方面最具有权威的论述。

  据蒋唯心考证,《赵城金藏》系金代民间劝募,在山西解州(运城西南)静林山天宁寺刻成。发起人为潞州(长治)崔法珍,相传她毅然断臂募缘刻经,感动得许多佛教信徒纷纷捐赀协助。施主始终以村民为主体,施钱、施骡、施树、施布,倾其所有,甚至“有破产鬻儿应之者”,劝募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。大约在金熙宗皇统九年前后,于天宁寺组成“开雕大藏经版会”负责刻造,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完工,历时约30年。《赵城金藏》全藏共682帙,千字文始“天”终“几”,总约7000卷(蒋唯心考证时已有佚失,尚存4957卷)。金藏刻成后,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将印本送到燕京,受到金世宗的重视,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。三年后,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印刷流通。

  1935年,部分《赵城金藏》曾借到北平展览。“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”与“北平三时学会”从中挑选出宋元明清各大藏所无的孤本经籍,共46种249卷,作方册本共120册影印发行,题为《宋藏遗珍》。

  当时,胡适先生曾评述:“赵城广胜寺发现古刻藏经卷子本五千多卷,最早为金皇统九年,最晚为大定十三年,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,因为一大批金刻的藏经里面有许多宋元明清各藏都没有收的文件。”

  闻讯,国内外学术界、宗教界,异常重视这部“天壤间的孤本秘笈”。日本宗教界称,《赵城金藏》与《碛砂藏》是中国佛教的两大最重要的发现。日本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,曾经派人到赵城考察过,欲出重金购买《赵城金藏》,遭到爱国僧人理所当然的拒绝。

  1937年初,力空法师接任明澈上人(1937年2月圆寂),成为广胜寺住持。

  1937年的“七七事变”,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。雁北沦陷后,蒋介石要第14军驻防晋南,军长李默庵在赵城乡绅张奇玉家中约见力空和尚,提出,部队撤退时要带走《赵城金藏》。力空召集赵城僧俗与之力争,未能运走。回寺后,他们马上将弥勒殿橱中藏经吊送到飞虹塔上封存。1938年农历正月初八,阎锡山特使,八十三师师长冯钦哉自临汾来,也要这部藏经。力空以“经已经固封在塔的顶层,留此则万无一失,搬运既不容易,更难保险安全”为由,回绝了对方。

  1942年初春,驻晋南日军企图劫走这部藏经。中共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,获悉穆彬(二地委敌工部长,受组织派遣潜入临汾日寇69师团任情报班长)提供的这一情报后,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,必须采取果断措施,先敌之手将藏经抢运回来。考虑事关宗教政策,涉及抗日统一战线大问题,他立即请示区党委书记安子文。上报延安得到中央批准后,史健做了周密布置,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等执行。李溪林与赵城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,先赴广胜寺做通力空和尚的工作。地委机关的同志与军分区基干营,于2月中下旬日军占领道觉村的前3天,夜入敌包围的广胜寺,虎口夺经。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等登上飞虹塔二层,从空心坐佛基座里取出经卷。教导员刘德裕率领赵城县大队和洪洞县大队担任警戒掩护。在赵城二区书记卫继瑞组织驴驮民工的接应下,人背马驮,各单位密切配合,经石门峪上山,将近5000卷经卷运抵亢驿的地委机关。当时,为迷惑敌人,他们还声东击西,佯说要打井沟子,转移敌视线。阻敌掩运过程中,与敌交火,伤亡了几个战士,血染经卷。

  据张天珩回忆,在残酷“反扫荡”期间,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的一则“抢经”消息,却引起史健的高度警觉,大家十分钦佩史健的慧眼识宝和远见卓识,于每天你死我活、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,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眼光,十分难能可贵。

  “五一”反扫荡中,因没抢到经卷而恼羞成怒的日军,剑指《赵城金藏》,目标明确,直奔亢驿村,经卷危在旦夕。史健果断决定带经转移,决不给敌人留下可乘之机。

 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,实施之难超乎预想。出发前史健说:“保护好经卷是一件大事,每个人都要背几卷经。”他还宣布了纪律:“人在经卷在,要与经卷共存亡,人在而经卷不在者,回来要受党纪处分。”

  带经转移过程中,大家每个人都背上经卷与敌周旋,机动灵活性降低,增大了生死风险,《赵城金藏》每每命悬一线。

  携经队伍在亢驿村周围的泽泉、马岭、和川山区一带与日寇周旋,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最危急时刻,在过白素村旁的涧河时,既无桥又没船,成为阻拦行军的障碍、关卡。先遣人员用树枝探出一条涉水之道,大家扶持着,鱼贯而行。涉水过程中,大家都把经卷顶在头上,小心翼翼扶牢,生怕弄湿。作为指挥员,史健非要等大家都过完才走。但是后有追兵,刻不容缓,带队的地委秘书长曾远命王洪德强行架起史健两臂过河。

  针对日寇的“铁壁合围”,史健总结出“安全险中求”的策略,正所谓“灯下黑”,其实越贴近敌人越安全,也能更快捷地找到间隙、跳出包围圈。几番涉险过关,八路军越来越有经验,生死辗转,经卷终于运抵至沁源县,移交太岳行署保管。

  得知八路军抢先运走藏经的消息后,驻晋南日军司令恼羞成怒,大发雷霆,伪山西省长苏象乾也气急败坏地赶到赵城调查。太岳行署牛佩琮主任与刘济荪,安排将经卷藏在沁源县山区的一个废弃煤窑里保存,长达4年之久。

  在此期间,大家时而把《赵城金藏》藏入煤井,时而搬出翻晒,如此反复,使《赵城金藏》保存完整。

  1946年,日本投降后,《赵城金藏》经卷被运到涉县温村天主教堂,交由北方大学保管,范文澜校长派张文教具体保管,年年晾晒。为防潮,又移存至常乐村一地主家的阁楼上。张文教精心护理,曾累到吐血。后经华北局书记批准,华北政府电令太行行署将经卷分装42箱,由涉县乘小火车到邯郸,再乘汽车到北平,于1949年4月30日运交北平图书馆保存。

  《赵城金藏》运到北京,经专家鉴定,认定是海内孤本、稀世之珍。后来,北京图书馆用时18年把它裱糊整理了出来。

  弘一法师高足丰子恺,1962年创作《琉璃塔》跋曰:“壬寅新秋,客苏州灵岩山寺,妙真方丈夜谈二十年前抢救金刻藏经故事,并索作画……一九四二春三月……八路军队连夜发,抢救国宝为己任。九十担箩装不尽,再包土布九丈零。日寇追兵凌晨至,沁源山中起战争……”

  1949年5月14日,北图举办的《赵城金藏》展览座谈会上,程德清(洪洞籍,北方大学、华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,后任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)说,经卷是1942年转移到了绵上县(即今沁源县,编者注)靠近洪洞、赵城的一个废弃煤窑里的。

  向达(北大历史系教授)纂文《记赵城藏的归来》,在1949年5月31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,文中有:“将藏经抢救出来,中途与日寇遭遇,我游击队战士曾为此牺牲了八位,当时拟将藏经送至延安,以道路多阻作罢,就地藏于太行山中……”说明藏经转移到绵上县靠近洪洞、赵城的一个废弃煤窑里。当时拟将藏经送至延安,因为道路多阻作罢,就地藏于太行山中。1941年1月,为加强对敌斗争,沁源县以白狐窑、朱鹤岭一线为南北界,分划成沁源、绵上二县。1946年1月又重新合回。“靠近洪洞、赵城”,是指绵上县的西南区域,在今沁源县的中西部。

  洪洞籍的程德清给了藏经处一个大致的区域即“废弃煤窑”,比“煤井”线索更详细。“拟将藏经送至延安”,说明藏经抢救是党中央批准的,藏经已得,能放在大后方延安是最为安全。“藏于太行山”,是把太岳山纳入了太行山范畴。

  《赵城金藏》在安泽、古县一带避开了日军的“五一”大扫荡,历尽艰辛、蹉跎数月,于1942年7月前,将经卷用数十驮篓自安泽亢驿村的马岭起,行山中小道走神父岭、管道沟运达沁源中峪店。中峪店村(今称中峪村),时为决一旅旅部所在地,经卷在阴冷、潮湿的环境中一天天度过,期待着前往延安。

  确定藏匿经卷于“废弃了的煤窑”的时间,是根据1942年7月6日《新华日报》(太岳版):“新华社太岳分社讯:据确息,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,为两千余年之古迹,藏有古代经卷四千七百余卷,为古代文化之珍宝。日寇占领赵城后,觊觎此巨经已久,近且设法盗取,为我当地军政民发觉,遂配合精锐武装,并得该寺和尚之助,于日前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,业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。”大概推出是7月。

  1984年前后,沁县史志办的李国庆为太岳区抗战史之事专访刘济荪。在武汉刘济荪家中,李国庆问起藏经之事,刘济荪说了一些细节:“藏经煤窑在靠近绵上一带,离道路不远,窑口大、能步行进入。”

  李国庆后来在沁源黄土坡、才子坪、聪子峪一带寻访,也曾下过一两处老旧煤窑,因缺乏其他佐证材料,遂放弃了对老旧煤窑的查找。

  2006年,李万里专程到访湖北武汉市刘济荪家中,此时,刘济荪已去世多年。李万里之父史健,曾协助安子文开辟太岳根据地,先后任中共太岳工委秘书长、沁源中心县委书记、二地委书记等职。李万里与刘的夫人郭刚、儿子刘铁达说起“藏经”等事。郭刚说:“刘济荪只说是在绵上,但想不起来藏经煤窑的窑口,为此‘文革’中还自责写了检查,说是自己的一大罪过。”

  慎重起见,在2014年前后,李万里、王箭曾查看过此窑,因与已知信息出入较大,便从疑似藏经卷处中去除。

  2017年7月10日至25日,国家图书馆组织的《赵城金藏》寻根之旅结束,依照部分线索,沁源县多人开始了对藏匿《赵城金藏》窑口的查找。

  经过实地考证不少人发现,老煤窑能步行进入,符合郭道以北煤层比较厚的特征。黄土坡以北,在抗战时期敌伪势力较南部强大,从安全考虑可基本排除。即使这样,绵上村以北到黄土坡以南,仍然是老窑众多的地区,且在打击私挖滥采后小煤窑口大都被炸塌封口,寻找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
  2019年6月15日,山西电视台《赵城金藏》纪录片剧组进入沁源拍摄,寻找藏经窑口的转折点出现。剧组在与沁源政协副主席王建和交谈中得知,1942年日军曾在才子坪村、绵上村驻扎。尽管不能确定日军驻扎的准确时间,但暂时排除掉才子坪、绵上、郭道这一条故道以西的地区。

  6月16日,剧组一辆车子由王建和引领前往聪子峪乡。剧组派出熟悉此地地形地貌的临时成员王箭,并由王建和、聪子峪乡乡党委孙书记相陪,直接去了有希望找到老窑口,贴近想象中秘密藏经处水峪沟。

  在水峪村,听完是寻找老废煤窑口,村支书雷达的父亲雷国亮老人说,有个煤窑口,不知道是不是。雷国亮老人领路,过了村西三里许,经一座不知名的青砖砌就的小古庙,沿河床形成的土路再走一小段后,老人喊:“车子停下。”

  下车后,一行人看到,在南山岭一边,有一道东西裂出、南北向的进山小沟。从沟口起,沟中沿一米来宽、丛生杂草的小道步行半里左右,靠小沟西侧第次排列着三孔煤窑口。一孔是已经垮塌了的石砌斜井,一孔是被掩埋得只剩下一米五许深、直径两米余大的直井坑,一孔明显是后来又开挖过的斜井。掩盖在灌木密林里的最后这口斜井,落土半掩了支护在井口的搭架。搭架顶露出些深蓝色塑料布的边角,以此可判断封口子的时日并不久远。口子北边的空地,留有石头墙的根基模样。

  此时,在村中的雷达打来电话:八十七岁的雷怀珠老人说,水峪村的煤窑里,抗战时藏过县里的文件。

  雷怀珠老人生于1933年,至今仍头脑清晰,行动快捷。老人在第一个口只看了一眼没有停留,在第二个口子停了一下,说不是。然后他张望着找路,寻找一个好走点的地方,说老口子在前面不远。

  雷怀珠说,窑口南边残留下的石头根基原是三间小房,煤窑巷顶出煤口的立井旁边也有小房,这些房原是给矿工们用的。水峪村有一口独头老煤窑,不通风,抗战时被敌人用“麻角子”(辣椒)点烟,把藏在里面的人熏呛出来了,人们就再不去那口窑里躲藏了。

  经过详考水峪村,大家普遍认为该村有藏匿经卷的必备或优越条件,因为抗战时期水峪村曾为绵上县政府驻地,无疑是抗日的堡垒村,有深厚的群众基础,便于经卷收藏和保护。

  经确认,这处日寇侵入沁源后弃产的煤窑主人雷起霆,是雷起震之弟。民国时,水峪村雷姓均是一族,主村之中皆是雷家人,沁源抗战起时的村长雷起震,1938年入党。村中人雷祥,1942年至1944年任伏贵村党支部书记,1941年至1942年任绵上第一区区分队队长,1942年至1945年第一区、第二区武委会主任、绵上县武委会主任。1942年,水峪村村长雷代云为国捐躯。抗战时,水峪村参加八路军、决死队和民兵的烈士还有雷昌照、雷秀峰、雷来元、雷光生、雷宪天、雷流保、雷普天、雷仁义等八人,令人震撼。

  综上所述,研究专家认为,水峪村西的这一处煤窑,符合现在已掌握资料中的必备条件。

  当然,水峪村这一处煤窑的发现,并不能就此排除其他煤窑藏匿《赵城金藏》的可能性。目前,沁源(原绵上地域)准确的藏匿《赵城金藏》定位,还需要依靠当事人的第一手文字材料来锁定,我们将持续追踪。

  关于经卷转移出沁源的路线,根据采访刘济荪等人的回忆,专家普遍认定,在历时4年后,1946年7月21日沁县全境解放后,经卷于沁源县(此时沁源、绵上两县已重新合为沁源县)的藏匿地起程,包装为44木箱,经郭道、交口、白狐窑进入沁县,再经沁县进入武乡县到左权县桐峪、麻田,后进入河北省涉县下温,最终到达太行行署驻地。

  1949年5月14日,北平图书馆举办了展览和座谈会,出席座谈会者有杨秀峰、晁哲甫、孙文淑、于力、范文澜、马衡、向达、周叔迦、巨赞、韩寿萱、季羡林、王重民、赵万里、张文教、程德清、王冶秋等。

  会上,赵万里报告了此经的源流和价值,张文教报告了艰苦守护及运送的经过,范文澜在报告里讲到,中国十分重视文化遗产,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里,用各种方法保护藏经,甚至牺牲了战士的生命。巨赞法师表示,要发动佛教徒捐献装裱的纸张。晁哲甫要北平图书馆方面做出预算来,以便政府考虑装修。

  范文澜(北方大学校长)发言:“1946年即听说冀鲁豫发现一部宝经,彼时抗拒敌人,流血护经,经过千辛万苦,辗转困难,时时有损失此经之虞。为安全计,1946年经中央决定,指令边区政府善加保护。时成立北方大学,打算将某县的吴道子壁画、蔚县的一二斤重的骨头和《赵城金藏》一并聚于北大,是为边区三宝……派人将此经运抵边区并且牺牲了几个同志……郑振铎曾提到此经,经王冶秋给我看才知其价值,然还不知重视。经赵(万里)、王(重民)两先生提示,才知此经之重要,确为国宝,藏于北平图书馆最适当。”

  5月22日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表“名经4000余卷运抵平市”的消息,副标题是“卫护此珍贵遗产,八位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”。

  1957年3月17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黄苗子的文章,《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》。

  (特别鸣谢《赵城金藏》历史研究专家李万里,原沁县县志办太岳根据地史研究者、副研究员李国庆,沁源抗战史研习者王箭等专家学者,对本文提供的大力支持)